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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维:一枚惊醒世人的炸药


王国维:一枚惊醒世人的炸药

1923年初冬,鼎鼎大名的胡适之博士,在北京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前辈学者王国维。那几年,正是胡适在文化界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,他却对王国维情有独钟,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:


「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雕敝零落极了。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、罗振玉、叶德辉、章炳麟四人;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,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。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,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,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。」


不过,见到王国维的时候,胡适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,直到晚年,胡适还跟身边人说起,这位王先生「人很丑,小辫子,样子真难看」。


两年以后,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恭恭敬敬地前往清华园拜访王国维。门开了,当一个只有一米五几的小个子出现在他面前时,青木正儿吓了一跳,怎么也不相信这个龅牙微须,面色苍黄,相貌丑陋、垂着辫子、看上去邋里邋遢,声音喑哑而且口吃得厉害的乡下人,就是他慕名已久的大学者。


王国维早年在清华的学生、日后的汉语研究一代宗师王力,印象最深的,也是老师的辫子:「(王国维老师)留着辫子,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,穿长袍,勒一条粗布腰带,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。」


据说,民国初年的北京城,有两条最著名的两条辫子:北大的辜鸿铭,清华的王国维。然而,就是这么一副极其平庸,乃至有些丑陋的相貌之下,就是这么一个寡言少语、沉静内敛,被鲁迅称作「老实得像火腿一样」的学者,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。从他的同辈朋友,到百年后的晚辈后学,几乎没有人不承认,他是划过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星空的那一颗最耀眼的流星。


半个世纪的短暂一生

王国维只活了50岁,就是在这短暂的一生里,他的学问就一颗璀璨的宝石,每个切面都发出耀人的光芒:


他把西方哲学、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相融合,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,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、美学、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。学者潘知常说:


「由于他的诞生,我们必须把美学的历史划分为『王国维之前』与『王国维之后』。也是由于他的诞生,我们突然意识到:头足原来可以倒置,平原竟然都是丘陵,而国人眼中的金字塔实际却是海市蜃楼。他的貌似枯槁的短句子中的蕴涵是如此丰腴,简直就是一场风暴,一下子就卷走了中国美学堆积千年的陈腐的思想垃圾。在灵魂的境地从未学会站立的中国美学,也终于得以尝试着站立。


「他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,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。他将自己的学术视野,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国际平台上来观察、思考问题,在甲骨学、简牍学、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,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、奠基者,被誉为『新史学的开山鼻祖』。


「他平生学无专师,自辟户牖,成就卓越,贡献突出,在教育、哲学、文学、戏曲、美学、史学、古文学等方面,均为出于巨大变迁中的中国学术,筚路蓝缕又大刀阔斧的开辟了新路。」


梁启超说:


「王静安先生专精之学,在今日几为绝学;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,亦且高我十倍,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,王先生则不然。……不独为中国所有,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。」

郭沫若说:


「王国维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,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,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,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。」


法国学者伯希和(Paul Pelliot)曾说:


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,惟王国维及陈(垣)先生两人。」


所有这一切,都昭示着,在王国维那个看上去陈旧邋遢的外表之下,有最鲜活的大脑和最先进的思想。作为世纪第一学人,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中的出现,堪称奇迹。历史造就他,其全部的意义就是要秤量过去的全部世界。他似乎早已不仅仅是一位学者,而是一枚惊醒世人的炸药。

崇高的教育理想

1877年,光绪三年,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内双仁巷王宅中。


这里是清代乾嘉学派文风昌盛之地。其父王乃誉聪明过人,能诗善画,长于篆刻,身后留下日记、诗歌、画、古钱考等杂着十几种,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。


王国维5岁那年,祖父去世,王乃誉回乡,自此守孝课子。他每天布置王国维习字、写诗,亲自批改订正。16岁时,王国维州试中秀才,和同乡另三位举子并称「海宁四才子」。他好读各类古籍,对科举应试兴趣寥寥。


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,北洋水师全军覆没,变法维新之说兴起。这股新风也吹进了这座浙东小城。王国维和同城来往的秀才谈论起新学,他常常借来上海出版的《时务报》一读。四年后,22岁的王国维在同乡好友许家惺的推荐下,奔赴上海,进入《时务报》馆工作。


在报馆里,王国维月领薪水12元,具体工作是校对报纸、代写信作文、校对书籍。后得报馆准许,每天在工作之外去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文。


在那里,王国维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之人──罗振玉。在罗振玉的资助下,王国维1901年留学日本,研读西方哲学、美学,开始了自己的「独学时代」。


拥有一颗极其「美丽之心」,正是王国维在清末民初教育界,首次提出「教育的最高之理想,存乎美丽之心」。


1906 年,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《论教育之宗旨》一文,提出教育宗旨,在于培养能力全面、和谐发展的「完全之人物」。在他看来,「教育之事分为三部:智育、德育、美育(即情育)是也」。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历史上,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、智、美三育主张的第一人。


王国维的审美教育理念,诞生于清末民初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中,庙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脚下苟延残喘,庙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够救亡图存,挽救大厦将倾的封建帝国。人,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话题。王国维的内心如同一泓秋水,丝毫没有被外界民智、民强、民富的鼓噪惊扰一丝波澜,他从一开始就把「人」字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,而且,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种人格健全、品质优秀、思想睿智的人。


王国维之为王国维,他的思想探索的重大意义也就在这里。个人建构的价值、个人体验的意义、个人担当的责任、个人践履的信念、个人守护的尊严、个人坚持的自我,一句话,个人自我的美学,就是这样被王国维带入了这个顽固不化而又嗷嗷待哺的国度。而这,也正是王国维的前人以及同时代的人所无力解决的问题。

具标竿性的中国古史研究

在王国维诸多具开创性的学术成就中,殷墟甲骨文和中国古史研究是最具标竿性的。他运用甲骨文上的记载,对照《史记》,释读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,证明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,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。在此基础上,他结合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与卜辞立说,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进行研究。


王国维认为:「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,莫剧于殷周之际。」周之所以定天下,是因其制度开始,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。由是而生宗法与丧服之制,再则有封建子弟之制,君天子臣诸侯之制。其二是庙数之制。其三是同姓不婚制。「此数者,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。」


由此,他把甲骨文研究从古文字发展到史学,使其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。这次,一向谦虚低调的王国维禁不住自我肯定说:「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,可几亭林先生(顾炎武)。」


1925年在清华开设「古史新证」课时,王国维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新方法──「二重证据法」,即运用地下材料(考古)与纸上材料(文献)相互印证比较,以考证古史的真相,该方法很快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。


王国维的「二重证据法」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,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,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,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
清华国学院的美丽时光

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1927年,王国维先后在日本、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,这是他生活最静谧、学术成就最高、情感经历最复杂,也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美丽时光。


他先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,又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,在上海英国人哈同(Silas Aaron Hardoon)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。1922年,王国维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聘,担任校外通信导师。


1924年秋,清华决定从留美预科学校变更为大学,并筹备国学研究院。时任校长曹云祥特意向胡适咨询意见,胡适表示:「非第一等学者,不配做研究院导师。我实在不敢当。你最好去请梁任公、王静安、章太炎三位大师,方能把研究院办好。」


第二年2月,吴宓去王国维家中送清华聘书。一进厅堂,他先恭恭敬敬行三鞠躬。王国维到职后,对吴宓说:「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,但见你执礼甚恭,大受感动,所以才受聘。」最终,清华国学院聘得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为教授,李济为讲师。为表示他们的身份高于一般教授,并称为「四大导师」,极一时之选,堪称中国学术史上再难复制的神话。


在清华园的两年,是这位常年生计窘迫的穷书生一生里难得的安舒时光,也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。


他租下了清华西院的16号和18号房。16号是王国维研究写作的所在。正中一间房为客厅,西边就是他的书房。书房前面临窗,其余三面墙被高至墙顶的书架所覆。每次王国维写起文章来,桌上、椅上、茶几上,甚至地上,都摊着翻开的书。每次,他都是写完文章才会整理。等到第二篇著作将要动笔之前,书又随处摊满了。这地方,他从不让人整理。


中午,他穿过后门回18号午饭,稍事休息,抽支烟、喝杯茶,与家人闲聊数句,一点多钟又回书房工作了。下午两点钟,18号东间房传来王家孩子的读书声。


王国维没有娱乐消遣,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。在北京城,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,在那里可以消磨上大半天。迁居清华以后,他去的次数少了。一次,他从城里回来,脸上满是笑容,到了房间把随身的包裹打开,里头是一本书。他告诉太太:他要的不是这本书,而是夹在里头的一页旧书。


在安静清雅的清华园里,王国维把离世前的最后两年倾注在蒙古史、元史的研究和撰写上,完成了大量著述。

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

在清华园度过平静安宁的两年后,1927年6月2日,王国维一头札进颐和园昆明湖。


王国维之死,是二十世纪文化界最大的公案之一,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一桩重大事件。


听说王国维的死讯,梁启超非常惋惜,在他看来,王国维的治学方法,极新极密,年仅51岁,若再延十年,为中国学界发明,当不可限量。他认为「王国维本可不死,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,亦不能屈服于社会,所以终究要自杀」;「伯夷叔齐的志气,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。这样的自杀,完全代表中国学者『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』的精神。」


胡适没有向舆论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他只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:「此老真是可爱可敬的,其学问之博而有要,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。」


顾颉刚则感慨,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。他的大贡献都在35岁以后,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,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,一齐变了节,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,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。


王国维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,也是一个礼乐崩坏、精神断裂的时代,他又极具敏感的诗人兼哲人气质,如他自己所说,「体素羸弱,性复忧郁,人生之问题,日往复于胸臆」。


王国维生前知己陈寅恪曾说:「纵览史乘,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,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,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,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,各是其所是,而非其所非也……其贤者拙者,常感受痛苦,终于消灭而已。其不肖者巧者,则多享受欢乐,往往富贵荣显,身泰名遂」。


有人说,为人类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,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。绝望者之所以绝望,是因为他真正热爱生活。


慨叹学问一代不如一代

1904年8月,王国维曾发出这样一问:


「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,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,如希腊之鄂谟尔(现通译荷马)、英之狭斯丕尔(现通译莎士比亚)、德之格代(现通译歌德)者乎?吾人所不能答也。」


在同一篇文章里,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:


「一大文学家胜过百政治家。」


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,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。此前不曾有人敢这样说,此后也很少有人能有所继承,100多年过去了,这个王国维之问,却依旧被悬置。


在王国维去世16年后,一个年轻人考进清华大学,师从朱自清、闻一多──从辈分上说,他是王国维的徒孙了。到了八十年代,这个名叫王瑶的年轻人,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著名学者,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,他继续了王国维之问:


「为什么晚清以降的学者,从王国维、梁启超到胡适、陈寅恪,一直到我们这一辈,总的感觉是学问愈做愈小,一代不如一代?」


在王瑶先生看来,晚清及五四那两代学人,既有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泡,又曾满腔热情拥抱西学,视野的开阔、知识的丰满以及立场的弹性,均非后世学者所能企及。


又过了30年,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,王瑶的学生陈平原,再次重提「王国维─王瑶之问」,在陈平原看来,「学科初创期的混沌与开放,给第一代学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,即便论述粗疏,整个学问也都气象万千。而我们这一代的学问,特点是专精了,但不够大气。其实,这跟学科体制的日渐凝固不无关系」。


今天,我们怀念王国维,也应该剥离开对大师辈出的民国之狂热想象,以及自沉殉清的传奇色彩,或者是「人生三境界」等《人间词话》中的隽永断章。唯有回到历史现场,清理其的思想脉络的发生与演化,才能真正地打开重新释放经典的可能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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