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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,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


人格上不轻易怀疑别人,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

1918年11月7日,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与他25岁的儿子有这样一次对话。


老人问儿子:「这个世界会好吗?」儿子回答道:「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」


「能好就好啊!」老人说完,就离开了家。


三天之后,老人留下一篇《敬告世人书》,在积水潭投湖自尽。残风晓月,凄凉、安祥……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死亡──此时,距离老人60大寿只剩下四天,这个真正的儒者说,我对这个民国,失望到了极致。


1918年的中国,波诡云谲,一次大战刚刚结束,中国国内又激战甚酣,即便如此,老人的去世依旧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,举凡新旧两派人物,徐志摩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梁启超等人,议论纷纭。


那个25岁的儿子,当时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。许多年以后,他回忆起与父亲梁济最后的那次谈话,感慨颇深:「父子最末一次说话,还说的是社会问题。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,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,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,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。」


父亲的自杀对也想过自杀的儿子是一个启示── 有人说,「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,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,这位父亲选择了表现;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,这位儿子选择了承担。 」


这位坚信「世界会变好」的儿子,叫梁漱溟,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,他被称为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」。

梁漱溟的儒学人生

清光绪19年(公元1893 年)重阳节,梁漱溟生于北京紫禁城脚下安福胡同一间小屋。从曾祖父开始,都是读书人,也都做过官,家境却始终不宽裕,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寒素之家。


在梁漱溟的印象里,父亲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、平等的,又是尊重的。在梁漱溟的记忆中,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,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。


到开蒙的年纪,父亲不让梁漱溟读四书五经,倒让他看《启蒙画报》,念《地球韵言》。梁漱溟6岁入北京第一所西式学堂──中西小学堂,学习英文,8岁就读于公立小学堂、蒙养学堂,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。梁漱溟曾经多次报考北大但始终名落孙山,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,这便是梁漱溟一生最高的学历。


1912年,梁漱溟任《民国报》编辑兼外勤记者,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「漱溟」作笔名。由于对人生的迷茫,心理上的痛苦,梁漱溟开始读佛典。1917年,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到了在《东方杂志》连载的长文《究元决疑论》,遂邀请作者梁漱溟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。


没想到,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24岁青年,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对蔡元培校长说:「我不到大学则已,如果要到大学去做学术方面的事,就不能随便作个教师便了,一定要对儒、释两家的学术,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。请问蔡先生,对孔子持什么态度?」


蔡元培略一沉吟说:「我们也不反对孔子。」


梁漱溟正色说:「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,我这次来北大,除了替释迦和孔子发挥外,不做其他的事!」

此后,见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,梁漱溟依然这样铿锵有力。 


然而就在第二年,父亲梁济沉潭自尽,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,曾经数次出世入世摇摆不定的梁漱溟终于决心入世,推崇儒学,写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儒学人生。


救国救民之路

在北大待了七年后,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,另一方面他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,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,先后在河南、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,探寻救国救民之路。


梁漱溟特别佩服对于同样身体力行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陶行知先生,直到晚年,他念念不忘:


「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。他本来是留美的,中国从前的都叫做留洋学生,都是穿西装,穿革履。他也穿西装也穿革履,都脱了,穿中国农民的衣裳,穿草鞋,创办晓庄师范。在南京城外空地上,他领着一班学生,自己盖房子,了不起,那个人太好了,太好了,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!」


终其一生,梁漱溟都嘱咐自己的二儿子培恕:「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学生。」

后来,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终止,但思想体系日臻成熟。


梁漱溟曾回忆与当时一些军阀的交往,这些军阀不仅请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军队里传播知识,还请他们当顾问,尊为座上客,礼遇有加,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。1924年,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,共讲了五次。每次,冯都到场陪着听。冯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学习,曾请两位老先生给他讲《左传》。


冯玉祥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,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。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,讲了一个月。1930年,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,月薪500元。后来因为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,梁漱溟辞去了顾问的职务。


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,日军进攻香港,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,天上有飞机轰炸,水上有水雷骚扰,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,夜不安眠,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,睡得很香。


有人问:「先生不害怕吗?」他说:「怕什么,我是死不了的,我死了,中国怎么办?」


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

梁漱溟的确说过,「我不是一个学者」,在他心目中「为社会奔走,做社会运动」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。


晚年,他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学者艾恺(Guy Salvatore Alitto)说:


「我的生活,固然做过记者了,教过书了,做过教员了,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做社会运动,参与政治。我不是跟毛主席、跟蒋介石两大党我都有关系吗?马歇尔在中国的时候,我跟他接触很多。他是极力想给两党找出一个妥协和平来。我也是搞这个东西,所以我实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动、社会活动,搞乡村建设是社会活动,社会活动、政治活动恐怕是占我一生很大部分。」


「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,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。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,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,我就很怕引起内战,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,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,所以我就先搞『统一建国同志会』 ,后来搞『民主同盟』。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,其实不对。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,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,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,是什么呢?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,合作建国。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,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。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。」


1946年,李公朴、闻一多相继被杀,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,他说:「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,致力文化工作。但是,像今天这样,我却无法退出了,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,我要连喊一百声:取消特务!」


梁漱溟践履笃实,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,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、闻惨案,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。

终其一生,梁漱溟视自己为佛教徒。他说:


「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,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,什么都没有什么。再说到我自己,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,愈平淡愈好。我的生活也就是如此,比如我喝白水,不大喝茶。我觉得茶,它有点兴奋性,我觉得不要喝茶好,给我白开水的好。我吃饮食,我要吃清淡的,一切肉类,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,并且我吃得还很少,不注意滋味、口味。生活里无论哪一个方面,都是平平淡淡最好。所以你问我有什么感想,我没有什么。」